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意义——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谈起

作者：刘汉波

摘要：波林·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不适合于社会科学，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结论。尽管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解构，但它对社会科学的建设还是有积极性贡献的，而且肯定论者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未必如罗斯诺所说大于怀疑论者。写作立场的遮蔽和写作目的的错位，造成了罗斯诺的偏见。

关键词：罗斯诺；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意义

波林·罗斯诺是美国研究后代主义的著名学者之一。她的专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她从社会科学所关心的角度，将后现代主义分成两类：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和肯定论的后现代主义。作者比较了怀疑论者和肯定论者对待主体、历史、时间和空间、真理和理论、表象、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态度和立场，以及他们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比较中指出了他们对社会科学的不同影响。

罗斯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首先兴起于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思潮，它已经在文学、语言学、文学评论和哲学中得到发展。那么，作为相邻学科的社会科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怎样的影响呢？这正是罗斯诺写作《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的出发点。不过，在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一番考察后，她得出结论：“后现代主义是人文科学留给社会科学的一笔模棱两可的遗产”，并预言它会像“另一股反现代的思潮那样……面临着被人们抛弃的危险”。可见，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是不适合于社会科学的。为什么罗斯诺会得出如此结论呢？这跟她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差异的判断有关，人文科学是从个体出发来研究人的，而社会科学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作为类的人，因此，后现代主义对个人思想的冲击在人文科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应用并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顶多是加强它的批判功能；但对社会科学就不一样了，“一个不适当的决定或拒绝作出决定都会对人类生活状况和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因为“社会科学应该是更严谨、更分析性，它必须把结论建立在理性和此类或彼类证据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强调建设性，而后现代主义总体上是否定性、破坏性的，那种横扫一切的作风无益于社会科学的建设。

毕竟由于后现主义的影响太大了，它似乎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研究之中，因此，罗斯诺在总体上否定后现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积极贡献的基础上，又清醒地意识到：“完全否认后现代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影响将一个错误。”正是在一这种情况下，她对肯定论者、怀疑定论者对社会科学的作用作了不同的区分，认为和平年代里肯定论者更可能与社会科学取得妥协，因此“比起怀疑论者来，他们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就会更大。”

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建设，真的如罗斯诺所说只有消极性贡献而无积极性贡献吗？肯定论者对社会科学的贡献真的比怀疑论者更大吗？这是需要分析的。

笔者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旨在颠覆、解构，但它对社会科学的建设还是有积极性贡献的。首先，我们必须明了后现代主义的颠覆、解构是一种什么样的颠覆、解构。正如罗斯诺自已所说，后现代主义是作为反启蒙理性、反现代性的力量出场的，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所提倡的现代性，本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味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获得其合法性的，可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却利用现代的成果掀起了一场场战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其波及面之广，破坏力之大，损失之惨重，让我们明白：“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种解放力量；相反，它是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所以，后现代主义的使命是要撕下现代性神秘的面纱，揭露其神圣光环下包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让人们看清楚资本主义的伎俩，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说法并不比其他说法更高明，更具优越性。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目的是要将以前被看作天然合理的东西拉下神坛，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真理，所谓的“真理”都是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统治者以真理的名义强加给民众的结果。就拿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来说吧，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只是一种“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这实际上是说，并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叙事，任何历史都是在某种观念（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历史书写，必不可免地带上书写者的意识形态痕迹，它不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一是因为穷尽一切史料是不现实的，而没有占有一切史料是谈不上客观还原的；二是因为书写者在书写历史时总是选择那些对建构自身合法性有利的史料，总是在掩盖一些东西、彰显一些东西。正如葛兆光所说，就是将人类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的说法，也是后来“想像和设计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论证自身发展道路合法性的结果，并不是天然的。因此，后现代历史学认为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一切历史都只是文本，我们不要片面地相信某种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意味着官方历史并不是一种绝对权威，任何人都可以书写历史。这样一种观念对历史学是有帮助的，人们从各种角度，带着不同观念书写的历史，可以呈现历史的不同风貌，反而更有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读者也可以主动选择某种或多种对历史的看法，而不是像现代性社会中被迫接受带有偏见的、声音唯一的、“权威的”官方历史。

另外，肯定论者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也未必大于怀疑论者。罗斯诺之所以更看好肯定论者，是因为她认为肯定论者提出了许多富于想象力的替代方案，而怀疑论者却不停地质疑和提问，无益于社会科学的建设。难道质疑和提问真的不如替代方案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异己力量，怀疑论者会不断指出社会科学的漏洞，这恰恰会促使社会科学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想出别的方案来堵住漏洞，反而更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建设，因为危机意识是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有效的动力。这一点，连罗斯诺本人也不否认，她说：“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或许会迫使现代社会科学去加强它的抵御能力和巩固它的优势。”相反，尽管肯定论者能提出“替代方案”，但它对社会科学只是修修补补，只是改良，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社会科学，一旦社会科学真的出现危机，它也将无能为力，只好望“危”兴叹。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为什么学识渊博的罗斯诺会看不清楚，以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写作立场的遮蔽。在书中，罗斯诺一再声明她是一位“现代”作者，也就是说，她是站在“现代”立场为“现代”说话的，这恰恰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的立场。正是这种立场，使得罗斯诺缺乏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同情之了解，也遮蔽了她对后现代主义优点的发现和吸取。这也使得她眼中的社会科学，还是“现代”社会科学，即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才是正宗，才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由于现代社会科学强调建设性，而后现代主义强调破坏性，这当然是水火不相容了。假如罗斯诺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情形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于这一点，罗斯诺还是有所意识的，她说：“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后现代社会科学的实际贡献和方法论上的贡献所作的现代评价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评价所采用的标准同被评判的对象无关：它们是按照现代标准而不是顺着后现代的思路来进行批判活动的。”明知其不可为而仍为之，是因为罗斯诺作为一个现代性哺育成长的现代作者，情感上实在不愿意曾经苦心经营的“现代大厦”在后现代主义的消解、颠覆之下轰然而倒。

其次，写作目的的错位。作为一位学者，罗斯诺敏锐地意识到发端于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必不可免地会影响社会科学，因此选择了“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论题，这不能不说是她的高明之处。但由于情感上不愿接受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科学的残酷现实，她在写作时情不自禁地发生了目的的错位：不是重在探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影响，而是转向了“传达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主题（或各种替代性解释），并因此有助于理解曾使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感到迷惑不解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罗斯诺有了问题意识，却并没有真正去解决问题，而主要是在介绍肯定论者和怀疑论者的概念、方法论与认识论。可见，侧重点已在不知不觉之间转移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一本作者志在写成专著的书，最终却在建筑学、文学和科学领域里被当作教科书来使用（见中文版作者序）。也就是说，作者的潜意识使得她不在探讨新问题，而在介绍别人的理论。正是作者写作目的的错位，让她并没能真正关心自己提出的话题。当然也就很难对后现代主义之于社会科学的真正作用进行科学的揭示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我们探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时，应对后现代主义抱同情之了解，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它，才能避免先入为主地拒绝或否定，才能从中吸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科学建设的东西。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英国的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和美国的学者乔纳森·卡勒的做法值得学习。伊格尔顿在撰写《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卡勒在撰写《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时，就没有封闭自己，而是清醒地看到：“不管政治色彩如何，地域色彩如何，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倡导多元论上，这些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并意识到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正是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即相信文学有客观的不变的本质，以致用这样亘古不变的标准去套新出现的文学现象，闹了不少笑话。因此，他们合理地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的主张，否定文学具有固定的本质和经久不变的客观性，在论述“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主张应回归到历史语境中来谈，而避免给文学下形而上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伊格尔顿声称“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卡勒介绍理论家们关于文学本质的五点论述（即“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虚构”，“文学是美学的对象”，“文学是文本交织的或者自我折射的建构”）^[21]时，他们实际上都已经取消了文学的固定本质，因为不管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关于文学的看法，还是同一时代有多种关于文学的看法，都说明文学的定义不是唯一的，那么文学当然就没有亘古不变的客观性了。既然文学没有了固定的本质，那我们在谈论文学时就只能强调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共识，只要同时代人认可某一作品是文学，它便是文学。这样一种文学观恰恰是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的，因为文学一直在发展，它的疆域也一直在扩大。伊格尔顿和卡勒之所以能在他们的专著中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也正是由于他们没有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拒否，而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假如罗斯诺也采取伊格尔顿和卡勒的做法，她对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意义肯定能看得更为准确。

注释：

【美】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253页。

同①，第252、251页。

同①，第276页。

同①，第275页。

同①，第4页。

同①，第5页。

【美】海登·怀特著：《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葛兆光著《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9页。

同①，第258-261页。

同①，第275页。

同①，第26页。

同①，第1页。

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美】乔纳森·卡勒著《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