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复调结构

作者：金军华

摘  要：复调理论无疑是一种新的声音，这种声音亦存在于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如儒释道文化的交融，作者话语与其他言语之间的对话，神话结构与宿命结构的并置等，均为较具体的展示。同时，复调理论对于文本的叙事策略和读者接受亦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巴赫金；复调结构；《红楼梦》

“复调”原指音乐术语，在作曲法中指不同声部的旋律不同，但非多旋律的混合，而是对话式的交响“织华”。巴赫金将其借用到小说理论中，指代小说作者—主人公—读者之间构成积极的对话，颠覆“全知全能叙述者”创作主体，小说的主人公摆脱了附属地位，挣脱了压抑的存在状态，不再单纯地表现作者的思想观念，而是表现个人观念的主体。作者在某种程度上的死亡状态，使得各种声音平等民主地交谈。这是一种新的创作思维方法。巴赫金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复调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它是多声部的“对话”小说。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标志着一个新的小说时代的到来，使许多旧的艺术模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而这种复调结构在《红楼梦》中亦有体现。

一、儒释道文化的交融

既然巴赫金的对话，不单指人际交谈，也包括思想与文化内部的复杂运动。那么《红楼梦》的复调结构可从儒释道三种文化的交融对话中体现出来。儒家文化经过宋代理学的改造逐渐僵化，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而道和佛两者更为相近，主要侧重关心个体的命运，儒释道三种文化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红楼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儒家文化对人生主要是形而下的关怀，即“安身”问题，它指导人生如何通过个人奋斗而取得现世的幸福，但这种文化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因而只能依附于政治，但现实的政治反复无常，由于社会的黑暗和倾轧，大多数士人的出路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种形而下的关怀能带来荣华富贵，但缺乏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思索，因此需要道家和佛家文化对精神的关注和抚慰。在《红楼梦》中，元春深琐官庭，正常欢愉的被剥夺，以致无疾而薨；惜春隔离纷扰，斩情归佛。妙玉才高质美，不食人间烟火，但终不为世容遭泥陷。更甚者，宝黛之恋，两人虽情意笃厚，可毕竟“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心事终虚话”，无奈悲凉之至，心酸不止。这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使读者在接受时免不了沉重感。但作者在《红楼梦》中引用了一僧一道，警幻仙子等超然的眼光，宇宙本体的宏大背景，用以惊醒世人从聚中悟到散，从生中品味死，从而淡化现实浓厚的悲剧性，以超然的态度对待人生，从而缓解了压抑和痛苦。这样，现实的爱情不幸，家族的衰亡，个人的得失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近。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一切存在最终都要毁灭，于是便又循入佛、道的空幻世界，作者想以此警醒世人，根除对世俗生活的依恋，从而中和鼎盛家族倾败的不幸，探春远嫁的命运，迎春遇蛮夫的遭遇，以及黛玉的遗恨，以求“中和”。

二、作者话语与其他言语之间的对话

作者话语与他人言语之间的对话与融合，亦是复调结构的一种表现。

其一，还泪之说。在《红楼梦》中有“还泪”之说，这还泪之说是对唐代白居易、孟郊等诗人的“他人言语”中熔铸与改造来的。唐衢是白居易朋友，以善哭闻名。《旧唐书》说他：“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3]白居易为其写《伤唐衢》后两句为“终去哭坟前，还君一掬泪”。另有孟郊的《悼幼子》中的“负我十年恩，欠你千行泪”。苏轼在《雨中花慢》中亦云“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还泪”之说与“湘妃竹相呼应既预示了悲剧性，又起了氛围的烘托。宝黛爱情的破碎，可视为“互文本性”的表现。《红楼梦》第一回提到西方灵河岸上的绛珠仙草，因神瑛侍者以甘露灌之，故要用一生的眼泪还他。还泪为报答，还债。暗示了爱情的不平等。曹雪芹笔下的宝黛在物质生活上是优越的。所以他们可以单一追逐精神，但众所周知宝黛爱情终以悲剧告终，何况那些苦于生计的人们的追求，显然作者用还泪伤感是深重的，浸透了作者的易代之感和兴亡之痛。

其二，“泥做的骨肉”与“水做的骨肉”来自唐代李白和元代管道升的言语。李白在《上云乐》诗中说“女娲戏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管道升曾写《锁南枝》赠自己的丈夫：“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休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4]《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显然否定了管道升“合”的观念，即男女两性的统一性，而强调“分”，认为“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和“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的清浊两大对立元素，虽都言男女两性的关系，但作者使用“他人话语”显然大有深意，大力赞美女性，《红楼梦》文本中因此有万紫千红的景象，重点凸现女性，男性占据边缘地位，一改传统的男性话语中心的局面，女性地位得到提高。作者在世纪末情绪的驱使下，借助女性组成的抒情境界来对抗现世的污浊，由此可见，作者对女性寄予了深厚的期望，渴望女性来清洗当时的黑暗社会。但结局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由此宣告了作者深切的痛苦，女性亦无法拯救现实。再有作者强调水泥之分，似乎也与宝黛爱情的悲剧契合。

其三，“蘅芜苑”的命名。薛宝钗住处为什么被命名为“蘅芜苑”？他的别号为什么被命名为“蘅芜君”？王嘉在《拾遗记》中记载了汉武帝思念李夫人的故事：“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著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5]。“湘妃竹”来自娥皇，女英。舜死，二妃泪下，染竹为王，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香”和“泪”两个意象象征着宝钗和黛玉两个不同的形象。作者在这里使用“他人话语”是为了制造情节上的平行现象。“香”有弥漫诱惑之意。“泪”则有感人和天和之意，木石前盟为纯洁之爱，金玉良缘为世俗之爱。亦可视为对文本中出现的“金玉良缘”的人为性和“木石前盟”的自然性的先知，亦告知了两种爱情的终于破碎。

三、颠覆结构和宿命结构的并置

其一，《红楼梦》中的颠覆结构。《红楼梦》颠覆结构的表现之一是女性地位的确立，即使是在《金瓶梅》中女性也只是拥有了话语权，但女性缺少必要的光芒，作者没有流露出赞美之情。但女性在《红楼梦》中却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表现之二是作品的开放性结局。《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写道：“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三个人飘然而去……”以前的作品有确定的人物归宿，作者期待。而《红楼梦》却打破旧例，让结局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表现之三是文本意义的多重性。《红楼梦》可解读为理想的失落。大观园的众女子都心怀着美好的期待和理想。黛玉的爱恨难成，晴雯的含恨而终，芳官的斩情归水月……她们的理想只能在现实中陨落，无法在现实中开放。《红楼梦》亦可解读纯洁生命的沦丧。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些水做的女子们的结局均为悲剧，金钏之死，见“含耻辱情烈死金钏”一回。迎春遇蛮夫而亡，香菱的凄惨死去。晴雯是一个直爽美丽的女子，后被王夫人逐出贾府死去。当然亦可看作是人生的悲剧。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在悲剧领域已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蜂。作品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好了歌》及注解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作者将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这诗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她们被毁灭的悲剧。这样读者在接受文本时既可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可作适当的游离，这样既满足了读者对真实的要求，又有艺术的美感而没有枯燥感，读者时而浸入文本的情境之中，又可走出文本之外，获得超脱和高致。

其二，《红楼梦》中的宿命结构安排也是无所不在的。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里，林黛玉和贾宝玉，无论他们如何坚决地要走完美的精神之旅，无论他们如何真诚地进行心灵的交换，他们如此清纯，如此决绝，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它压抑精神的攀升，一味追求“安身”，追求荣华富贵，而无视人的“立命”问题。《红楼梦》中第十九回标题为“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这一回写宝黛的纯真之爱。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莽玉，慈姨妈爱语慰痴颦”皆表现了宝黛之间的无碍深情。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作者使用了颠覆结构，但并不能改变悲剧的宿命。作者的愿望只能是空想而已，注定要走向灭亡。

其三，从颠覆结构与宿命结构的叙事策略上看，作者放弃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和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平等的对话，突破以往“独白型”小说模式。《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作者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具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述方式，而且在叙述角度上创造性的以叙述人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单一的全知视角的叙述。黛玉进贾府，从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上，穿插了初来的黛玉的视角。通过她的眼睛和感受来看众人，又通过众人的视角来看黛玉，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在众人和黛玉之间频繁转移。而宝黛初次见面尤为精彩。两人互相观察，叙述视点在两人中互相转换，这便是两心交融的一瞬。再有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从一个社会底层人物的视角来观察贵族之家的奢华生活，引起了其强烈的感受和对比。主人公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行动能力，自己的话语方式，主人公的声音由主人公自己发出来，而非被动的虚构的声音，复调理论颠覆了作者的权力视角，变成某种程度上的死亡状态，没有支配主人公的权力，而使小说成为对话型的小说，展开了多元的模式。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6]“相信有可能把不同的声音合在一起，但不是汇成一个声音，而是汇一种众声合唱，每个声音的个性，每个人真正的个性，在这里都能得到完全的保留”。^[7] 这样就使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主动放弃无上的权威，把话语权交给本来的主人，人物的行动由自己掌握，而非作者完全的垄断和剥夺，从而展现一个观点而已，价值而已，体验多元的真实世界，由独语—对话的状态，标志着自由性和独立性的完成。复调理论是“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完全摆脱哥特式的严肃性”。^[8]使作者—人物—读者自由无碍的接触。

同时，在《红楼梦》中，由于复调结构的运用，读者接受亦有了新的姿态，彻底打破了旧有的期待视野，以往的阅读过程读者是被动的，他们亦是话语霸权的牺牲品比如在黛玉进贾府一回中读者必须转换视角，充当不同的人物形象，从而调动了读者的主动性，与作者进行积极的对话。还有宝玉的归宿问题，作者通过使用开放式的结尾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宝玉的去向不定，从而读者陷入迷茫，和作者一起分享为未知。这样不仅让作品具有无穷的魅力，亦可培养读者阅读能力和鉴赏能力，从而作者和读者成为真正的一体。

总之，在《红楼梦》中，存在着些许复调结构的设置，并因此提升了作品的内蕴，这是研究者不能忽略的。

 

参考文献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487．

[2]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6．

[3][4][5]胡家．新编美学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391，392，393．

[6][7][8]李衍柱．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艺理论，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