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的另类表达——狂欢与颠覆

 作者： 罗 坤 瑾

[摘要]：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恰如其分的诠释了中国网络舆论的另类表达，即“群氓喧哗”的狂欢：扭曲形塑政治人物的漫画；散布隐射政治的民谣；肆意、愤激的网评等多种新闻生产模式。其实质乃是网络新闻生产颠覆官方公共领域。近期发生的“中华女”事件看似毫末之端，却折射出网民压抑已久的愤激情绪。以传播学视角透视[强国论坛]的舆论生产，反观民间话语自由度与官方公共领域的对抗。

[关键词]：巴赫金；狂欢；网络舆论；另类；公共领域

一、网络舆论另类的研究现状。目前网络被看作是由无数个充满矛盾、分歧、冲突与争论的空间所构成的场域，同时也是处于支配状态下的民众争夺话语权、形成反抗霸权力量的另类公共空间。在此，民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成为另类传播者和创意文化的生产者。在民众传播的另类公共领域中，带有强烈的反抗官僚威权主义色彩，要求恢复言论和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政府决策透明化等。港台学者认为，中国网络成为另类公共领域有两层意义：一是在一个公共表达渠道阻塞、新闻传媒不够独立的社会环境里，网络的普及化扩大了公共传播，赋予公民传播和反抗的权力。二是网络的政治传播趋于美学化和风格化，那些微妙的、匿名的、不易被官方所察觉但却充满颠覆能量的讽刺语言和影像，成为市民、特别是青年群体日常生活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

但民众的另类传播和创意文化生产却表现出“群氓喧哗”的狂欢，即：扭曲形塑政治人物的漫画；散布隐射政治的民谣；肆意、愤激的网评等多种新闻生产模式。这恰好印证了俄国学者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狂欢文化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在整个中世纪一直处于欧洲通俗文化的主导地位。巴赫金在文艺研究中发现：“狂欢是一种反抗霸权力量、是建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狂欢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戏仿，使生活由严肃的现实状态转入暂时的游戏境界中，人们忘却了阶级、等级和身份，在诙谐的笑声中获得自我的释放。”[1]因此，网络新闻生产的实质即是挑战并颠覆官方公共领域。近期发生的“中华女”事件看似毫末之端，却折射出网民压抑已久的愤激情绪。透过对网民政治传播活动及抵抗文化的讨论，我们将展示网络空间如何被策略性地挪用来形塑批判的公共性。

二、网络舆论另类的表现：狂欢。西方学者指出，网络传播赋予民间团体进行设定公共讨论议题、生产批判论述和观点、自我组织结盟和动员集团行动的权力。近年来我国网络媒体也出现类似的趋势。除了表达诉求容易引起主流媒体报道，网络传播也利于民众把有相同理念的人集合在一起，形成有别于官方所给定的认同政治。近期被网络舆论热炒的新闻事件——“中华女”与女记者互殴即是典型。网民质疑官方媒体公布的视频的真实性，乃是刻意剪辑，目的是维护官方的形象；而网络中流传的完整视频则反映了网民对官方媒体的对抗精神和质疑勇气。事发后，“中华女”司机旋即遭到官方媒体的身份曝光。网民则即以人肉搜索的方式同样曝光挨打的女记者。由此可见，民众对抗官方媒体的态度斩钉截铁。

本文选择国内知名论坛[强国论坛]为分析对象，并结合评论、博客、QQ图片等多种传播渠道全方位解析该事件，透过网络舆论窥视当今网民新闻生产与官方公共领域的对抗程度与反叛情绪。就影响官方决策的权力而言，网络论坛属于“弱公共领域”，然而这个非正式的领域所表达的多元价值、利益和经验却不容忽视。我们注意到尽管论坛中不少理性的评论，但充斥于论坛的多数还是质疑、偏执的声音。如批评主流媒体报道的谩骂、另类的政治观点、含沙射影的词汇、小道消息、诽谤和富有实验精神的影响创作，都通过这些论坛渠道来动员社会其他成员。

事件回放：驾驶一辆中华车的女司机违章后，不愿接受贵州电视台女记者采访而发生肢体冲撞一事最先在贵州法制网公布，“2010年3月23日上午，贵州电视台第5频道《法治第一线》栏目记者在贵阳中华路上拍摄一名开中华车违法的女司机时，遭到了该驾驶员的野蛮殴打。此事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贵州法制网）。接着红网在当晚以一条《强悍“中华女”郭丽当街暴打贵州电视台女记者》的帖子迅速引起网民关注。此时网上曝光的是被删剪过的视频，即视频中完全是记者挨打的镜头。因此，[强国论坛]中网民的态度一边倒的同情女记者。25条帖子均谴责“中华女”；且情绪激动，用的都是爱憎分明的词，如“蛮横”、“骂骂咧咧”、“恶劣”、“凶狠”、“恶语辱骂”、“嚣张”等，并号召网友“人肉搜索”女司机，称其座驾“中华车”为“豪华车”。论坛中弥漫着“仇富”情绪。

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3月25日，浙江卫视将完整版视频曝光后改变了舆论的导向。完整视频中“中华女”也有多个挨打的镜头。女记者凭借手中的话筒更显威力，而“中华女”徒手搏斗反而受伤更多，尤其是脸颊被女记者扯变形的截图更是传遍各大网站和QQ。于是，[强国论坛]的舆论旋即发生惊人逆转：网民开始人肉搜索女记者；开始否定“中华车”为“豪华车”；“中华女”的“嚣张”变成了“尊严”；“中华女”迅速由有钱的强势者变成了捍卫个人尊严的弱者；女记者则变成官方媒体的强势代言人。网民的态度由先前的“仇富”转变为“仇官”。谴责“中华女”行径之声几乎消亡。而赞同“中华女”行径的却猛增至464条。帖子中辱骂女记者的词语俯首皆是，如“抽她”、“用拳头回答”、“嘴太贱”、“可耻”、“愚蠢”、“鄙视”、“欠揍”等等。从网民一边倒的谴责司机与辱骂记者的舆论中透视网络舆论的另类疯狂表达。

从帖子内容中，我们发现，一场强弱势力之间的对抗演绎为网民狂欢的借口。网民愤恨官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做法——对视频人为剪辑。刻意强调“中华女”的“豪车”以及“地产公司就职”的信息，试图利用“仇富”心理及社会上对“房产公司”的“敌视”情绪来引导网络舆论攻击“中华女”。而网民则用“赞同”之声直接对抗官方媒体。从网民的调侃评论“姐打的不是记者，打的是做人的尊严”中可见民间力量并不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巴赫金认为：“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欣赏的，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是供人们表演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根据有效的规则来狂欢。”[2]在“中华女”事件中，民众确实没有“驻足欣赏”，而是切实的参与其中，且从众倾向明显。正是这种参与集体狂欢所带来的快感，使人们实现了自我的释放和解脱。网民在虚拟空间中借助言论或图片形塑“中华女”为“民间英雄”形象，直接挑战官方公共领域。

同时，巴赫金指出狂欢节具有三重特性：其一，狂欢节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即所有人都参与狂欢，并且把虚拟的狂欢世界当成了“现实”；从参与讨论“中华女”帖子内容来看足以证明，网民们乐于在虚拟的世界中狂欢，藉此淡化现实与虚拟的差别。其二，揭示了狂欢节的颠覆性和反权威性。“即社会中的权威、严格的禁令和等级制度，在狂欢节这段时间里都被取消了。”[3]“中华女”事件中民众对权威的畏惧因网络匿名性而消解，现实世界中对官方公公共领域的敬畏演变为虚拟世界中的泄愤。其三，狂欢节的理想型，即颠覆和反权威的目的，在于把现实转化成一种乌托邦社会：在狂欢节中，通过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随便而又亲密的关系。基于此，网民从现实的等级森严制度中解放出来，在虚拟世界中获得自由和权力。

三、网络舆论另类的实质：颠覆。网民另类抵抗之所以不会招致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其原因主要在于，狂欢作为官方文化的对话他者，是一种弱势力量，虽遍及大众文化，在各种空间中不断试图破坏一言堂。但它毕竟只是在非对称的权力关系中的对话，是暂时地逸出既定秩序的自由解放，同时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阀。当然网民也并非赤裸裸地对抗主流意识形态，他们策略性地利用富有美学创意的讽刺图片和黑色幽默的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影视文化符码、元素、时事题材、传闻等进行改造加工，然后创造出颠覆性的论述与影像在网上散播。如将“中华女”形塑成“女英雄”形象，拼贴、挪用、戏谑等多种方式调侃，在“中华女”的系列漫画中加以反讽的文字：“面对无奈的追问，面对莫名的辱街，姐不能再沉默……中华儿女，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了尊严，扇出一条血路！姐要你明白什么叫丢脸！”漫画以夸张的手法刻意强调“中华女”的威猛，实则反讽女记者。这种“恶搞”的美学实践把原本毫不相关、不协调的符号或元素拼凑在一起，移花接木、颠倒语境产生出意想不到的诙谐或戏剧效果。

通过形塑事件中的主角“中华女”，网民不是关注“中华女”的“暴力”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而是在制造新闻生产中满足了对官方媒体及威权者无法释放的愤怒，虚拟空间的“狂欢”、“颠覆”最终起到的反而是安全阀作用。作为一种非官方、非精英的表达方式，网民肆无忌惮的形塑、戏谑、调侃、嘲讽背后是隐匿身份的安全感在作祟。巴赫金强调了面具在狂欢活动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从古代膜拜仪式中流传下来的面具是狂欢节怪诞幽默的精髓。它与搞笑动作、鬼脸、漫画、怪异姿态、戏谑模仿密切相关。可以说，面具允许了多样化，允许了身份随意改变。”[4]网民身份隐匿如同戴上面具，在虚拟空间里肆无忌惮的言说，尤其凸显狂欢的戏谑和怪异。将“中华女”形塑为“民族英雄”暴露出网民的非理性狂欢心态。

四、网络舆论另类的警示。“中华女”事件绝不是个案。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章事件何以能在网络虚拟空间里掀起轩然大波？它背后隐藏的社会深层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纵观近年来网民热议的社会事件，为什么“宝马”就格外引人注意？同样是违反法律的事情，为什么公检法系统就显得特别扎眼？弱势群体遭难随即得到网民的集体声援？集体倒戈、舆情裂变的背后，是隐隐弥漫网络的一种“仇富”、“仇官”、“仇公检法”的社会心态。而这种“仇”心态背后隐藏得更深刻的背景是社会贫富分化、权力集中滥用的现实。狂欢理论即是一种对人性和世界自由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狂欢式的生活是常规生活的必要补充，是民众情绪的一种定期的宣泄和释放。网民形塑“中华女”为“女英雄”，无论狂欢的情绪如何高涨，狂欢的手段如何多样，狂欢的目的最终只能消解于“无声的呐喊”。虚拟世界给网民带来的除了“喧嚣”的狂欢，“颠覆”权威的虚幻满足感，再无其他。

凤凰周刊曾刊文《网络民意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指出，“互联网给广大民众提供了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无穷大的‘电子广场’，从而在这里汇聚起不同于政府也不顺从于传统媒体的社会民意；无数的‘匿名大字报’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对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作出精彩纷呈、莫衷一是的快速反应，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5]“中华女”事件中的另类表达是民众长久以来压抑的“仇官”情绪的爆发。纵观近年来由网络舆论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其深层原因皆是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对抗。因此，网络新闻生产对官方公共领域的对抗折射出官-民对抗潜伏的重重危机。

 

注释：

[1]王虎.网络恶搞:伪民主外衣下的集体狂欢[J].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第59页.

[2][俄]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论中的问题[M].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76页.

[4][澳]约翰·多克著.吴淞江.张天飞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http://www.cqsina.com.cn/news/2008-07-28/54953.html